就像那句話說的，幸福是相似的，不幸卻各有不同。

在民政局門口，高美琳很容易就能看出誰是來結婚的，但是用盡自己的人生經驗，她也不能完全分辨出離婚的人。

一前一后永遠隔著三五米的距離，看起來就非常冷漠的兩個人像是來離婚的;朋友一樣互說再見，然后立刻朝兩個方向走去且頭也不回的兩個人也像是離婚的。但除此之外，高美琳也見過一對夫妻辦手續前相談甚歡，辦手續時互不搭理，辦完手續又熱切交談——追問之下，他們才吐露，是“為了房產假離婚”。

中央美術學院讀大三的時候，高美琳想找到這些離婚的人，為他們拍一組”離婚紀念照”。

據民政部數據顯示，2018年中國全國離婚登記數為380.1萬對，平均下來，每天都有萬對夫妻決定終止婚姻。深入一些離婚故事后，高美琳形容自己“像介入一個深淵”。出軌、貧窮、三觀不合、家族矛盾、分居、產后抑郁……都有可能讓兩個曾發誓永不分開的人突然分開。離婚后，有人成了親密好友，有人再也不見，有人復婚，有人矜持禮貌形同陌路……

高美琳給這些離婚的人拍照，也傾聽他們的故事。一對夫妻，離婚后因為要照看外孫又聚在一塊，看起來像一家人。拍完一張合影后，女人招呼高美琳再幫著多拍幾張，但男人連連擺手“不要不要”。高美琳感覺，女人想和男人多待一會，但男人的心已經不在這兒了。

拍攝到最后，高美琳讓他們給對方留言，女的寫了句“想靠靠不住”，男的寫了“生活更美好”。

高美琳的畢業作品展。(受訪者供圖)

給離婚夫妻拍合影，這事兒幾乎沒人干。

影樓不干，照相館不干，就連民政局的照相機也不干。同一臺照相機，給辦結婚的小夫妻拍合照，至于離婚人士，一人咔嚓一聲，只給拍單人照。

雖然從理論上，這能做成一門挺大的生意——結婚登記率逐年往下掉，離婚率卻昂起了頭，逐年上升，這意味著日漸龐大的客戶量。不過在搜索引擎里搜“離婚紀念照”，頁面會提示，已為您顯示“結婚紀念照”的搜索結果。

離婚人士們更多關注的是“離婚了，當初的合影怎么處理?” ——有人把照片藏起來，不愿再打開，有人剪了，剪到手指疼，有人燒了，有人丟了，有人專門買了個碎紙機，還有人把曾經婚禮的視頻光盤掰了。沒人想拍什么“離婚紀念照”。

但高美琳想做，她還想把這個當成自己的畢業作品。

她先找到了民政局旁的小照相館，一些來辦離婚的夫妻會在這里拍單人證件照。她設想，男女方都在，自己快門一按就拍完了。但說明了來意，還沒來得及和當事人溝通，小照相館的老板先回了高美琳一句“你神經病啊”，然后把她趕了出去。

于是她換了種思路，2018年夏天，她的相機架在民政局門口。

高美琳先是偷拍，但考慮到肖像權與隱私，偷拍的照片只能無限期沉睡在電腦里。她只好尋找那些離了婚的男女，慢慢說服他們再見一面，拍上一張合影。

被拒絕在意料之中，和那些曾經的夫妻商量拍照時，人們下意識說的是“我們實在沒法再見面了”。但總有人，離了還得再見。“假離婚”的自不必說，其他真正發誓想過再也不見的離婚夫妻，也多要為生活低頭。

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2011年數據顯示，當年高考前20天該院受理離婚案件38件，但高考后20天受理離婚案件145件。被稱為“絕不是臨時起意，早就蓄謀已久”的高考后離婚族，有的好不容易捱過了孩子高考，說了再見，但一個月后，孩子報志愿時，又聚在一起商量。

在高美琳看來，兩個曾在一起的人，曾有過一個“共同組建家庭”的心愿。就算心愿破碎了，家庭還把他們聯系在一起。

有人相聚在房管局大廳里——女兒要結婚了，他們湊在一起，把房子過戶到女兒名下。高美琳拍下這個瞬間，那不是擺拍，她不會告訴被拍攝者誰該站在哪兒，做什么姿勢。場景是被拍攝者自己選擇的，高美琳只是捕捉、記錄。

還有一張照片的拍攝場景，選在一個昏暗的小房間里，這是這對離婚夫妻第一次相遇，并一起生活20多年的地方。情感上他們曾有過無法邁過的坎兒，無法跨越。但離婚兩年多，因為生計，二人離婚不離家，財務不分開，共同照顧著女兒，經營著一家家庭照相館，分房而睡但依舊生活在一間屋子里。用高美琳的話說，“兩個人還是捆在一起。”

一對離婚多年的中年男女，因幫兒子照看小孫女而穩定持續地見面。平時，他們以家庭里“爺爺奶奶”的身份交流，只聊孩子，不聊自己，氣氛不算友善。但一次和高美琳一起吃飯時，他們放下“爺爺奶奶”的身份，開玩笑似的喝起了交杯酒，只是感謝對方，敬那些一起走過的日子。

多年以前，男方曾犯過錯，如今，在持續不斷的補償下，前妻已經原諒，男方也重新組建了家庭。高美琳見過，小孫女從遠處跑來伸出雙臂，擁抱一個爺爺和兩個奶奶。當被要求互相留言，對于那段曾經的婚姻，男人說“離開不一定是痛苦，只要關心對方，關心孩子”。“沒什么說的，不恨你。”女人說。

高美琳拍得最揪心的一張離婚紀念照，是單人照。

離婚后，女人的前夫去世了。傍晚，女人獨自來到他們曾一同生活過的“家”，房子已經換了主人，但樓棟口的感應燈“聽”到腳步聲，又亮起了熟悉的昏黃的光。照片中，女人望向“家”的方向，身軀隱于夜色，看不清表情，那盞感應燈只能照亮有限的區域。深藍色的夜空，樓群是巨大的黑影，偶爾點綴幾家燈火。

高美琳記得，拍照時女人強忍著淚水。鼓足了勇氣離婚，但再婚后女人的“新生活”也并不好。離婚沒有使一切困難都迎刃而解，更沒有將人從泥潭中永遠拔出。

女人給去世的前夫留言“你在天堂，我在人間”。

拍完這張，高美琳大哭一場。

房管局里的離婚夫妻。

流蘇樹下離婚又復婚的一對夫妻。

高美琳的父母。

高美琳最終找了12對離婚夫妻拍合影，答應拍照的大多都是中年人。

尋找拍攝對象時，一位剛離婚的年輕人絮絮地講著和前妻的故事，感覺快要哭了。離婚后，前妻辭掉了在北京的工作，遠走香港讀研。但當高美琳建議他買機票去香港找她時，男人拒絕了，“真的不行，我不想再打擾人家的生活了。”

而很多答應高美琳拍照請求的中年人說，“人到中年，想開了”。

有對離婚了又復婚的夫妻，兜兜轉轉后發現還是對方最好，他們笑容舒展、相靠而立，站在一棵流蘇樹下。肢體接觸不騙人，那是流蘇花開得最旺盛的時節，遠遠望去，滿樹的花兒，像一團云。他們說“就在這兒拍”。男人說，“希望我的女人幸福快樂，一路有我。”

每一張照片背后都是一個故事。高美琳拍的最后一張照片是她父母。

因為性格不合，父母在高美琳讀初中時離婚，之后再沒見過面。高美琳說，拍這組照片的“私心”就是讓他們再見一面。

父母離婚時，為了不影響美琳學習，他們沒直接告訴她，還是生活在一個家里。但高美琳有感覺：他們突然不再吵了，爸爸回家的時間變短了，頻率變成一周一次。無意中在抽屜里看到父母的離婚證時，她終于找到了證據，自己的家不在了。除了難過，她還有些如釋重負。

離婚后的父母在不同的軌道里各自向前，母親繼續做著大學教授，父親開了輛房車，四處游玩。

但高美琳覺得，問題沒完。

父母在她身上尋找對方的缺點，好像優點都遺傳于自己，缺點都是因為有個那樣的爸媽。“甚至有段時間我覺得我媽恨我，因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我爸的影子。而爸那邊也有時會數落我：你不要這樣，和你媽似的。”高美琳覺得自己“兩邊不是人”。

當她提出要父母一起拍照時，媽媽首先不同意。高美琳決定堅持，她直白地“逼迫”，“只有你們見一面，讓我拍張照片，我才能畢業。”于是父母乖乖就范。

父親從外地飛回煙臺，母親放下森嚴的心理戒備，8年后的春天，一家三口在家鄉重聚。

給父母拍照片的地點，是高美琳選的。那是她家旁邊一座小島。他們一家以前常來這里的一家拉面店，她從小吃到大。

拍攝的那天，她覺得很開心。多年不見，父母間禮貌而陌生，高美琳用幽默調節氣氛。看到了好看的景色，她跟爸爸合張影，跟媽媽合張影，再幫爸爸媽媽合張影。

小島上有一個荒廢的爛尾酒店，到里面去需要翻過一道圍墻。爸爸喜歡探險，媽媽慣于保守。要不要跨過這道墻，媽媽猶豫了，但已經先跳過去的男人和女兒朝她伸出了手。翻過來后媽媽也承認，這是個好地方，海面開闊，海風宜人。爸爸媽媽面朝大海，高美琳在他們身后按下快門。

“沒有任何爭吵，沒有任何不愉快，很幸福。好像回到了小時候，爸爸媽媽帶我去春游。”高美琳感覺自己“完全地沉浸了，忘記自己要拍照，忘記這是個作業，只是大家一起出去玩。”

直到離開小島，她面臨著選擇，是坐爸爸的車，還是媽媽的車?這是她每年都要回答的“去誰家過年”的衍生版問題。站在兩輛車子前，她突然意識到：我的家已經不在了，夢醒了。

但一些夢里的美好延續到了現實。媽媽不再提起爸爸的不是。過了一段時間，爸爸對她講，“其實你媽媽真的挺好的，和你媽分開，我也很難過的。畢竟真心好過，只是不懂得如何相處。”

高美琳不太清楚那次相聚后，父母有沒有再私下聯系過。但她認為，“最重要的不是彼此聯系，而是與自己和解，真正的釋懷。”

拍離婚紀念照前，高美琳從沒和別人說過自己來自“單親家庭”。媽媽告訴她，不要和別人說，這事不太好。后來她想明白了，獨自帶著一個女孩，媽媽怕被欺負、被說閑話。

住在一所大學的家屬院里，鄰里互相都認識，但沒人知道高美琳的媽媽已經離婚了。有時媽媽的朋友來家里玩，提及爸爸時，美琳會幫著圓謊，假裝他們還是夫妻。

揣著這個“秘密”，偶爾會有些壓力。高中時，高美琳甚至會因此害怕失去朋友。但到了大學，她發現同專業兩個宿舍的8個女孩里，5個人來自單親家庭。這讓她意識到，單親不是個例，離婚是個很普遍的社會問題。

“身邊同學不會藏著掖著，他們會很大方地說出來，我的爸爸怎么樣，另一個爸爸怎樣。”從朋友那里，高美琳獲得了力量。“正是在這樣的家庭，更意味著要獨立。可能很多人會存在偏見，認為單親家庭的孩子看見的家庭不是圓滿的，所以他以后的家庭也不會圓滿，我覺得這些言論都特別可笑。”高美琳說。

她決定以離婚紀念照做畢業作品。為此，她和媽媽溝通過，媽媽想不明白：家丑為什么要外揚?女兒為什么要揭人傷疤?女兒在美術學院，為什么不去畫畫、雕塑，非要搞“離婚”這種嚴肅的社會話題?

媽媽的質疑，高美琳熟悉。她被問過很多次，有人柔聲細語地問，有人擰著眉頭一臉鄙夷地問，還有人隔著屏幕給她發來文字。拍攝中她無數次動搖想放棄，也都是始于這個問題。因為她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，甚至每一次被問，都讓她陷入反復的自我懷疑，“我做這個真的有意義嗎?”

老師一遍遍肯定她，告訴她，她正在參與一項社會學的議題，先不要想具體的意義是什么，只有先做完，才能思考出整體的意義。這與通常情況下年輕人熟悉的做事方式相悖：先看得收益，才去付諸行動。

后來，高美琳的畢業設計取名《離婚紀念照》，在2019年中央美術學院畢業作品展上展出。12對夫妻的照片中，高美琳選了10張打印好，裝裱在極素凈的白框里，掛在墻上。被拍攝者寫給對方的留言條被圖釘摁著扣在照片旁邊，圖釘是幾塊錢一大盒的那種，沒顏色，紙條也是隨意從不同本子上裁下來的。再加一個留言本，供觀展的觀眾交流意見。這構成了高美琳的全部展覽。

展出時，照片連玻璃罩子都沒有，一點不和觀眾隔著，直白。

高美琳混在觀眾里觀察大家的神情，參觀她的作品時幾乎沒人笑著，也沒人像來一個網紅地似的拍照打卡。了解到她在做什么后，人們的表情常從茫然轉為嚴肅、或者痛苦、淡然。她印象很深：有中年人在照片前駐足許久，看完了每一張留言條，又翻完了一本觀眾的留言。

留言本里藏著很多心事，有人寫“我的父母離婚已有14年了，從幼兒園到大學，我成長在兩個破碎但又很愛我的家庭里，我很開心，這樣沒什么不好。”還有陌生人加上高美琳的微信，和她聊自己的經歷、自己的爸爸媽媽和家庭。

父母也分別來看了她的展，他們認可了她“做一點和社會相關的東西”。

不過，“這個展覽究竟有什么意義?”高美琳依然很難給出標準答案，她說“整個過程都是我在尋找答案的過程”。

當被問及還是否相信婚姻、相信家庭時，她脫口而出“我相信”。爸爸曾告訴高美琳，媽媽在離婚前和他說的最后一句話是“我就是要給我的女兒做個榜樣，如果以后她的婚姻不幸福，她也能勇敢地離婚。”

《離婚紀念照》的展覽已經結束，但真實人生還在一刻不停地繼續。

畢業后，高美琳偶遇了一位因低血糖暈倒的男子，吃了糖，男子緩過來，他說自己上午剛去辦了離婚，因為得了癌癥，最多還能活3個月，他不想拖累妻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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